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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对数确定财产犯罪数额标准构想

时间: 2010-5-21 17:31:07    作者: 佚名    来源:中国论文    查看:

  数额在我国刑法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确定财产犯罪的构成与否以及量刑轻重的依据。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用相对数(人均年收入为参数)确定犯罪数额标准,并对其优点及可行性作了初步探讨。  一确定数额标准的重要性  数额是衡量财产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的主要依据,(注:赵炳春、向朝阳...

  数额在我国刑法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确定财产犯罪的构成与否以及量刑轻重的依据。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用相对数(人均年收入为参数)确定犯罪数额标准,并对其优点及可行性作了初步探讨。

  一 确定数额标准的重要性

  数额是衡量财产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的主要依据,(注:赵炳春、向朝阳主编,《刑法若干理论问题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8月版,143页,314页,308—320页。)从而成为这些犯罪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据。在刑法中(如果不注明,本文所指是修订后的刑法),对数额规定采用四种形式:1.刑法条文直接使用“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等术语规定犯罪和刑罚。采用这种形式规定的在刑法中有四十五条,主要是侵犯财产罪和破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2.条文中没有数额的字眼,而是用“重大损失”、“特别重大损失”等术语,这样的条文有二十多条,主要是危害公共安全罪和渎职罪。3.条文中并没有涉及数额,但要正确适用也必须作出数额的界定。 如刑法312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财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代为销售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从字面看没有涉及数额,但这并不是说构成窝赃罪、销赃罪没有数额的要求,这种形式的条文在刑法中也有一定的数量。4.刑法条文直接规定具体的数额对应的量刑标准。如刑法383 条就是把贪污罪的量刑标准作了具体的数值规定。这种方式的缺点显而易见,刑法中用的很少,只有五条用了这种方式。可以看出,上述前三种形式的条文中,数额大少虽然直接关系到定罪和处刑,但刑法本身并没有具体的数值规定。因此,必须由最高法院等部门用司法解释来规定具体数值标准。

  二 现行确定数额标准方法的缺陷以及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1、 难以很好地解决地区间经济发展状况差异所带来的横向司法不公正问题。地区间的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是制定司法解释首先面对和必须解决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84年制定的《关于当前办理盗窃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明确提出:“……当前,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在地区间、城乡间都有不同;盗窃同等数额财物,造成的实际社会危害差别较大……,”对盗窃罪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标准作了弹性规定,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根据本地区经济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参照标准中的数额标准确定本地区执行的数额标准。这是以后出台的类似司法解释所常用的形式,对解决横向司法不公正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从追求司法公正角度分析,这种方法存在不足:第一,不能理想地兼顾司法的公正与统一。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差异大,这就使两高在选择数额伸缩幅度时遇到难题,如果伸缩幅度太小,则不能适应经济状况的差异,不能很好地解决司法不公正问题:如果伸缩幅度太大,又没有一个横向上相比的指标为参数,容易造成各地确定数额标准失控,出现地区间司法的差异,造成新的横向司法不公正。第二,对于城乡间的差别,以现行方法制定的数额标准无法给以体现。城乡存在差别,是我国一大国情,以山东为例,1995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为395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715元,(注:见《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相差一倍多。因此,在城乡间执行同一数额标准不合理,又不能在城乡间规定两个数额标准,因为这样会使跨城乡两地的多起犯罪难以作出数额的确定,影响案件处理。第三,现行的方法没有解决一个省内的经济发展状况差异带来的司法不公问题。而一个省内经济发展状况差异很大,以山东省为例,1995年发达地区的人均gdp 是不发达的地区的2.91倍,199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地区为2524.24元,最低的地区为1196.29元,前者为后者的2.11倍。(注:陈丹,《从工业普查数据看山东区域经济的差异》,《发展论坛》,1997年第九期,63页。)如果设想在一个省内的地市为单位制定数额标准是否可行呢?笔者认为那会造成标准过多,容易出现混乱。

  2、不能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易出现纵向的司法不公正, 同时给司法实践带来许多副作用。如上所述,我国经济发展很快,数额标准制定后不久就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状况,使标准数值过低,这样就造成对财产犯罪的刑罚实际上自然加重,打击面自然扩大。这种情况的存在,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后果,因为刑罚过重也不利于打击犯罪。(注:赵炳春、向朝阳主编,《刑法若干理论问题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年8月版,143页,314页,308—320页。)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修改司法解释的方式提高数额标准。但从以往的情况来看,修改司法解释的步伐落后于经济发展。同时,修改过程中又会遇到新的问题,因为数额标准一旦提高,量刑就会猛然减轻,使同样犯罪行为,由于适用了不同标准而使结果差别很大,有损司法的稳定。

  3、司法解释滞后或缺乏,量刑标准难以掌握, 有时产生“有法难依”的局面。刑法中有大量罪名需要用司法解释确定数额标准,而每一个具体数值都直接决定该罪名的处刑轻重,必须体现经济发展状况,需要广泛调查研究,征求地方的意见,制定每一个数额标准需要很长的时间。对于有些罪名,全国标准制定后,各省要以此为标准确定本地执行的数额标准。这就造成了刑法生效了,司法解释不能及时出台的局面,不仅给司法实践造成很大困难,而且往往造成量刑不平衡,有碍严肃执法。如1979年制定的刑法在1980年1月生效, 而最早的有关盗窃罪的数额标准在1984年出台。新刑法颁布后,许多罪名至今也没有具体数额标准的规定,如放火罪,对于造成多大损失才算“重大损失”一直没有规定,各地掌握很不统一。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规定“巨额”的含义,使其在实践中很少适用,(注:张召卷,《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适用难的思考》,《人民司法》,1995年第10期,22—23页。)没有发挥其反腐败的应有作用。

  4、造成罪与罪间量刑标准的不平衡。如上所述, 制定数额标准工作量大,需用时间长,不同罪名标准很难同时出台,同时修改。而数额标准的确定须以制定之时经济状况为依据,这势必造成各罪之间量刑标准不能协调统一。例如,盗窃罪的数额较大、 数额巨大在1984 年规定为200—300元和2000—3000元为起点,1992年修改为300—500元和3000—5000元为起点;而诈骗罪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在1985年规定为500元,1万元为起点,而1997年修改为2千元和3万元。 可以看出两罪的量刑标准的对比,在不同时期差别很大。

  三 确定数额标准方法的改进-用相对数确定犯罪数额标准

  司法公正是司法工作所追求的最大目标。而现行的确定数额标准的方法影响着司法的公正,并且很难进一步改善。因此,就必须探求新的方法代替。那么用什么方法呢?让我们首先分析现行方法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可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法律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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